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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青芳草地

上善若水,厚德载物。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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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安若水,男,汉族,1957年生于秦地。自幼酷爱书法,终生兴趣不减。学书法可以修炼人生,开创事业,健康体魄,受益无穷。建此博客,与更多爱好书法的朋友学习交流。长安若水书法工作室地址:西安翠华路195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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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明刻右军十六帖》  

2014-05-10 21:01:37|  分类: 书法名作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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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明刻右军十六帖》

    明代书法是继宋、元帖学书法的又一发展阶段。明代历朝皇帝和外藩诸王大都爱好书法,因此丛帖汇刻之风尤甚。明代书法虽然承沿宋、元帖学之路,但并未故步自封,而是能在晋、唐、宋、元帖学基础上集其大成,并能鲜明地突出书者的个性,造成了明代书法分明的阶段性和典型化的个性。
    明初书法以“三宋”(宋克、宋璲、宋广)“二沈”(沈度、沈粲)为代表,“三宋”是由元入明、主要活动在洪武年间的书家,“二沈”是盛行于永乐、宣德年间的台阁书法的代表人物。宋克擅长真、行、草诸体,尤以章草名噪于时,作品有草书《急就章》、《出师颂》、《月仪帖》、《豹奴帖》,行书《七言绝句》、《两来得书帖》等。宋璲的小篆被誉为明朝第一,传世作品很少,小楷仅有《跋〈周朗杜秋图〉》,草书有《敬覆帖》。宋广传世作品仅有草书一体,《风入松词》、《李白月下独酌诗》为其代表作。
    台阁体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。其产生的直接原因,是当时诏术四方善士写外制,又诏简尤善者于翰林写内制,故大批善书者被征入宫,如沈度、沈粲、陈登、朱孔易等人。主要职责是缮写诰敕、诏命、玉牒、册宝,以及宫殿的匾额、城坊等。产生了书法史上前所未有的台阁体和台阁书法家。台阁体书法,对有才华的书法家来说,是一种无形的束缚,有悖于帖学书法抒发性情的需要。但另一方面,由于朝廷的倡导,又促使了明代书法的繁荣。
    从成化、弘治时期开始,明代书法发生了新的变化;一是台阁体书法随着朝廷的而腐败日弛,已失去往日雍容遒丽的风范,表现为刻板僵化,渐渐失去艺术生命力;二是朝野书家普遍地意欲摆脱台阁体束缚,故又开始崇法魏晋法帖,以畅神适意、抒发个人情感为目的的书风重新在文人书法中兴盛。由此,明中期书法以成化、弘治时期为过渡,走向正德、嘉靖时期以吴门书法为主体的又一昌盛时期。
    明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云:“天下法书归吾吴,而京兆允明为最,文待诏征明、王贡士宠次之。”祝允明传世书法极多,工小楷、行、草,尤以狂草最显本色,如《李白歌风台》卷、《赤壁赋》卷等,挥毫落纸如行云流水,千变万化,奇宕潇洒。文征明善楷、行、草、隶诸体,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小楷书法,年九十仍能作蝇头小楷,人以为仙。《真赏斋铭并序》师法《乐毅论》、《黄庭经》,《归去来辞》师欧阳询,行草《七言律诗四首》卷师《圣教序》、智永等。王宠书学不如祝允明、文征明广博,而专务晋唐风韵。代表作有《宋陈子龄会试诗》、《五言律诗》、《张毕励志诗》等。
    隆庆、万历年间至崇祯年间是明代书法发展的第三阶段。邢侗、张瑞图、董其昌、朱万钟、徐渭、赵宦光都是当时成就卓著者。其中最著名,影响力最大的要推董其昌。他的存世作品之多,为明代书家之冠,他曾说过:“吾书无所不临仿,最得意在小楷,而懒于拈笔,但以行草行世。”故作品以行草最多,以楷书为贵。徐渭在明代是很特殊的一位书家,袁宏道称其为“八法之散圣,字林之侠客也”,“不伦书法,而伦书神”。他擅行草,以狂草最见本色。他曾说:“吾书第一,诗二,文三,画四”,现其对己书之重视。明末的最后二位齐名的书家是黄道周和倪元璐,他们贴近碑书风格,有意识地把帖学书法变为阳刚之美的形态。
    综观明代书法,可知已将宋元帖学书法演为繁盛之势,表现出时代性与个性的统一,产生了一大批集大成者。同时又有一股股潜在的艺术生命力,暗示着帖学书法盛极而衰的趋势。

     

    碑帖,过去俗称“黑老虎”,它既是一种有文化历史内涵,又有艺术品位和工艺加工三者相结合的艺术品。  

    我们的前辈为了记述前朝重要事清和隆重庆典等,把文学形式和书法家的手迹经过名匠刻手,刻凿在悬崖和石碑上,因此碑石就有多重性的艺术内容,还经过裱装成轴或册页,这样就成了碑帖。碑帖是碑和帖的合称,实际“碑”指的是石刻的拓本,“帖”指的是将古人著名的墨迹,刻在木板上可石上汇集而成。在印刷术发展的前期,碑的拓本和帖的拓本都是传播文化的重要手段。以后人们为了学习书法,或作历史资料都要学习这些文字资料。为此,这些“碑帖”就有真实性、时间性、工艺性和艺术性。由于文化商品能在市场流通,也就有经济的价值,所以鉴赏就成为重要手段。  
    认识古代留下的各种拓本,重要的是对原石的鉴别,由于原碑石被毁,因此,仅存的原拓本或孤本,就会价值连城。据史料记载,宁代黄庭坚曾有记孔庙碑的“贞观刻”,以千两黄金所购得。这说明了虞世南《孔子庙堂碑》的价值。然而到以后翻刻的“成武本”、“西安本”,翻刻本的质量不及原拓本。 1920年,大收藏家罗振玉公开出售由他鉴定的明拓本《西安本庙堂碑》,价值140块大洋,张叔末藏《成武本庙堂碑》值120块大洋。  
    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,真正学习鉴赏碑帖,成为许多收藏者的兴趣,从对碑帖的整体认识来说,鉴赏也是由表及里,有各个不同的侧面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拓本的装潢,各种旧拓本特别是古拓本,有不同时期的式样,因此,“经折装”、“蝴蝶装”、“线装”等都反映出材料和裱装时代特征,再是对拓本纸张和拓本具体的墨色和效果,这则是对材料和技法的客观分析了。  
    南宋以后,碑帖的制伪高手越来越从拓法上和刻石上下功夫。所以进一步鉴别出书法的风格、用笔等,这就成了鉴赏中的主要依据。再有鉴别碑帖的辅助依据,即题签、印鉴、题跋等这些文字,都能帮助我们鉴定真伪。

    碑帖的传拓方法
  用墨把石刻和古器物上的文字及花纹拓在纸上的技术。是保存文物资料、提供临写楷模的重要方法。传拓技术,在中国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。许多已散失毁坏的碑刻,因有拓本传世,才能见到原碑刻的内容及风采,如汉西岳华山庙碑,在明嘉靖三十四年(1555AD)地震时被毁,传世拓本遂为珍品;唐柳公权书宋拓神策军碑,因原碑已佚,仅有一册拓本传世,就成为孤本。传拓可将石刻、古器物铭文和细微的花纹清晰地拓出来,以弥补照相技术的不足。  碑帖传拓方法主要有擦墨拓、扑墨拓两大类,还有蜡墨拓、镶拓、响拓等。
    擦墨拓法  主要工具是细毛毡卷成的擦子。擦子要卷紧缝密,手抓合适为宜,将毡卷下端切齐烙平,把湿纸铺在碑石上,用棕刷拂平并用力刷,使纸紧覆凹处,再用鬃制打刷有顺序地砸一遍,如石刻坚固,纸上需垫毛毡,用木锤涂敲,使笔道细微处清晰,切不可用木锤重击。待纸干后,用笔在拓板上蘸墨,用擦子把墨汁揉匀,并往纸上擦墨,勿浸透纸背,使碑文黑白分明,擦墨三遍即成。
    扑墨拓法  传拓用的扑子用白布或绸缎包棉花和油纸做成,内衬布两层,一头绑扎成蒜头型,按所拓碑刻、器物的需要,可捆扎成大、中、小三种扑子。把扑包喷水潮润,用笔蘸墨汁刷在拓板上,用扑子揉匀,如用双扑子,可先在下面扑子上蘸墨,然后两扑子对拍把墨汁揉均,再往半干纸上扑墨,第一遍墨必须均匀,扑三四遍墨见黑而有光即可。传拓摩崖石刻等,因摩崖崖面粗糙,可用白布包谷糠、头发、砂粉、锯末等做成扑子,将双扑子蘸墨揉匀后再拓凸凹不平的摩崖刻字。陕西省西安碑林传拓工作者,用马尾鬃制成罗底,然后内衬毡子、旧毛料做成罗底扑子,只用单个罗底扑子和一块拓板,拓出的碑刻拓片效果也很好。

    碑与帖的区别
  碑的称谓最早始于汉。据清代《说文》学家王筠的考证,最早的碑有3种用途,即宫中之碑,竖立于宫前以测日影;祠庙之碑,立于宗庙中以拴牲畜;墓冢之碑,天子、诸侯和大夫下葬时用于牵引棺木入墓穴。由于这些实用的目的,最早的3种碑上都是没有文字图案的。  帖最早指书写在帛或纸上的墨迹原作。后来写得优秀的墨迹难以流传,于是把它们刻在木头、石头上,可以多次拓制,这样就把刻于木石上的这些原来的墨迹作品及其拓本统称为帖。
    认真概括起来,碑、帖有以下几方面的区别:
    1.制作目的不同最初的碑没有文字,后来为托顽金之坚以期永垂后世,在碑上增加了文字,并且从最初的随意刻画到庄重严整、一丝不苟,其主要目的是追述世系、记叙生平、歌功颂德,而不是传扬书法,所以书者可以是名家,也可以不是名家。唐以前的碑多不署书者姓名,可以看出碑是重内容而轻书写的。刻帖的目的是传播书法,为书法研习者提供历代名家法书的复制品,所以书法的优劣是它的选择标准。只要是名家的书作精品,即便是只言片语的一张便条,也照样收入,很少顾及内容。  
    2.书体不同碑的历史悠久,所用书体在隋以前都是庄重肃穆的篆、隶、楷书。直至唐太宗御笔亲洒,才开始有行书入碑。草书刻碑除升天太子碑外,绝少有。而刻帖一事始自赵宋,多数是诗文简札,所以行、草书及小楷居多。  
    3.形制不同碑是竖立在地面上的石刻,多数是长方形,也有圆顶、尖顶的,虽然有一面字的,但也有两面以至于四面刻字的。丰碑巨碣动辄丈余高,气势宏伟。帖因为多取材于简札、书信、手卷,故高度一般在一尺上下,长则一尺至三四尺,呈横式,多为石板状,只在正面刻字。另外,帖有木刻的,碑则绝少。  
    4.制作方法不同南朝梁以前,碑一般是书丹上石,即由书写者用朱笔直接把字写在磨平的碑石上,再经镌刻。刻碑者往往可以因循刀法的方便而使字的笔画有风格上的变化,即与原书丹之字略有出入,还有的碑刻甚至未经书丹而直接奏刀。其字融入了刻工的艺术情趣,有极浓的金石味道,非毛笔书写所能体现,实际上是书者与刻者的共同创造。而刻帖都是摹勒上石,就是先将墨迹上的字用透明的纸以墨摹下来,然后用朱色从背面依字勾勒;再拓印上石,最后刻,比碑多出两道工序。虽然程序复杂,但刻帖要求忠于原作,尽力毕肖,每道工序均不得搀入己意,所以精品帖本可以达到乱真的水平。

    何谓伪刻
  伪刻是假造者根据书本上的资料,杜撰成文,书写刻成的叫伪刻。伪刻因为是没有根据的杜撰,更不如翻刻,毫无价值可言。伪刻为了骗取人们的信任,往往谎称某月某地出土。有的以拓片骗人,有的干脆连石刻一起出售。如汉《营陵置礼碑》、《张飞立马铭》、《陶宏景墓志》等就是这类伪刻。汉碑伪作,明代已经不少,且书法面貌酷似,没有一定经验的人,很容易信伪为真。 
    清中叶以来考据学很盛行,后来定海方若又著《校碑随笔》一书,专论名碑字画损泐年代,如汉《庐江太守衡方碑》,碑内“将”字未损,为明末清初时拓。北魏《马鸣寺碑》尚未断裂是道光以前拓本。作伪的就依其说,将原碑损坏字或断裂处,在碑上嵌蜡填补以充旧拓。故凡旧拓帖发现在考据处显得笔力软弱可疑的,或者发现纸墨不够年代,绝色不正路的,都要引起注意,非经仔细研究,万不能随便论断。

    碑帖的价值鉴定
  决定碑拓价值首先是书家创作水平高低,即便是无名书家,如果属于某一历史阶段的代表性书作,往往也颇有价值。北魏时期书家大都不留姓名,但并不影响其艺术价值。其次是刻工手段,最具代表性的如唐代褚遂良《大雁塔圣教序》,便是由名震一时的刻工万文韶来完成,最大程度上保留了运笔神韵。再次是拓工手艺,包括所用纸张好坏、锤拓优劣以及用墨考究程度,如果任何一方面处理不当,则影响拓本神韵。根据前人经验,碑帖拓本鉴别首先从纸墨来衡量。古拓有南北之别,北纸厚,纸纹横向,质地松,不易受墨,因而北墨色青而淡,不和油蜡,总体上色淡而纹皱;南纸细密,墨用油烟和蜡,色泽纯黑,且面有浮光。如果是伪品,以手指揩抹,必然皆黑。因为古纸存有特殊性能,表里不一,虽面黄而里白常新,不易变色,造假者常里外一致,看起来较好,其实必伪无疑。一般说来,经过千百次的锤炼,不断损坏刀口,走样变形,所以拓本是愈早愈好,未经刷裱的比已装裱的要好,整幅的毫无疑问要比割裱成册的要好。  
    决定拓本价值的还有年代长短因素,可以通过校勘拓本著录查核。碑帖年代通常有三个,即书写年代、刻碑年代、拓本年代,前二者基本上时间相隔不是太长,通常所指称的碑帖年代指拓本年代,可以根据碑帖本身的题记和收藏印章来判定,如果经名家收藏且有切实可信的印鉴则价值更高。在这之前必须弄清摹本、重刻本、翻刻本、伪刻本、补刻本、祖本等概念。重刻本是相对原刻本而言的,凡确知一书重刻于某本,方可称为重刻本,然而情况复杂,与初刻本相关,没有确切的把握,不能随便判定重刻本,因为重刻与翻刻意义相近,容易混淆。重刻本就是将经过校勘的底本重新雕刻,其行款版式可与原底本相同,也可以不同。翻刻虽也是重刻,但翻刻则是依底本原式照翻,非但行款字数一仍其旧,甚至讳字、刻工姓氏也照样翻雕。所以在运用重刻本称谓时,一方面要注意是重刻某本,一方面还要注意是否为翻刻。造假者根据书本上的资料杜撰成文,进而书写镌刻乃伪刻,毫无价值可言。书籍或碑帖最早的刻本或拓本,为以后各本所从出者即为祖本。如果属于祖本、孤本、珍本、善本,一旦流传有序,自然价格不菲。从一般意义上讲,物以稀为贵,其中孤本、珍本价值最高。就目前而言,汉魏碑刻之类,明拓、清初拓本为善本,唐碑宋拓、明拓为善本,不论何碑,只要清代出土的初拓皆为善本,有题签、题跋、收藏印记的亦为善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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